近日，广西玉林博白县市民郑先生的遭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：已与前妻冯某某离婚29年的他，其包含身份证号、住址等敏感信息的全部婚姻档案，被前妻委托的律师仅凭一份公安《受案回执》便从当地民政局成功调取，信息外泄后还被用于诬告。这起事件不仅让郑先生陷入权益受损的困境，更直指婚姻档案管理漏洞与行政监管边界问题，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化进程提出严肃拷问。

 

离婚29年隐私遭泄，报案驳回仍能调档

 

   据悉，郑先生与冯某某于1996年在博白县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，此后双方再无任何法律交集。2025年5月25日，冯某某向南宁某派出所报案，指控郑先生涉嫌重婚，警方经调查后于当日出具《不予立案通知书》，驳回其报案申请。

   令人意外的是，同年6月5日，冯某某委托的北京市盈科（南宁）律师事务所郑治海律师，持律所介绍信、授权委托书、该《受案回执》及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书（称1996年离婚档案笔迹非冯某某所写），前往博白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申请查阅郑先生的婚姻档案。婚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经形式审查后，认为申请主体适格、材料齐全、用途明确，遂按规定提供了相关婚姻登记纸质复印件，未提供原件及电子数据。

 

   拿到档案材料后，冯某某将复印件投递至政协、妇联等多个部门，编造郑先生重婚的谣言实施诬告。尽管各部门经核实后澄清了事实，但郑先生的敏感个人信息已彻底外泄，面临被进一步滥用的潜在风险。“双方早已解除婚姻关系，且报案已被驳回，一份无法律效力的回执怎能成为调取隐私档案的‘通行证’？”郑先生对此提出强烈质疑。

 

调档行为引法律争议，民政局回应遭反驳

 

   事件发生后，郑先生多次向相关部门投诉，提出三点核心诉求：核查调档申请材料及操作记录、追回违规提供的全部档案材料、要求相关方签署《信息销毁承诺书》。2025年12月12日，博白县民政局出具回函，坚持此次调档“手续合规、配合公安、用途合理”。

  民政局在回函中表示，依据《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第（五）款“其他单位、组织和个人要求查阅婚姻档案，确认利用目的合理并经主管领导审核后可利用”的规定，律师调取行为属于“利用目的合理”情形，工作人员已依法履行审查义务，操作流程规范可追溯。对于郑先生的诉求，民政局回应称，已完成材料和流程核查，相关记录可查；但调档行为合法合规，无职权强制收回已交付的档案复印件，签署销毁承诺书属民事主体自主约定，超出行政机关职权范围，无法满足，建议郑先生通过民事侵权诉讼维权。

 

   然而，这一回应遭到法律界人士的反驳。专家指出，此次调档行为涉嫌多重违规：《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》明确律师调档需在诉讼过程中，持法院立案证明且仅限诉讼相关内容，而本案中既无立案证明，也未进入诉讼程序，《受案回执》仅为报案记录，不具备授权调档的法律效力；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要求处理敏感个人信息需遵循“最小必要”原则，民政局全额提供档案且未采取去标识化保护，明显违反该规定；公安机关如需核查婚姻信息可自行调取，律师代为调取缺乏合法依据，实质是借合规形式非法获取隐私，民政局审核失职涉嫌过度泄露个人信息。

  法律人士进一步明确，民政局可依据多项法律条款追回档案材料：《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》规定违规获取档案可撤销许可、追回材料；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禁止欺诈获取个人信息，违法处理时应要求返还、删除；《民法典》将虚假材料获取档案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，可要求返还或销毁；《档案法》对伪造证明材料利用档案的行为，明确了追回材料、罚款等处罚措施。同时，相关部门可书面通知限期返还材料，向司法局、律协投诉追究律师违规责任，对已外流材料要求删除停用。

 

制度漏洞亟待修补，个人信息保护需筑牢防线

 

   公众普遍担忧，若仅凭非法定材料就能随意调取他人敏感婚姻档案，公民隐私权益将无从保障。法律人士普遍建议，应尽快建立非诉讼场景下婚姻档案调取的负面清单制度，明确报案回执等无效材料不得作为调档依据；将当前的“形式审查”升级为“实质性核验”，严格核查诉讼程序、授权合法性；强制对档案中的敏感信息采取去标识化处理，落实全程追踪机制，从源头防范“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”的侵权行为。

 

   此次事件不仅关乎郑先生一人的权益，更折射出基层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与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履职偏差。如何平衡政务服务便利与隐私安全保障，如何让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，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。目前，郑先生表示无法接受民政局的答复，将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维护自身权益，上级主管部门尚未作出进一步回应。公众期待相关部门正视问题，依法依规调查处理，堵塞制度漏洞，筑牢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防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