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讯（记者孔令泉 □李先福） 11月16日，浙江省法学会围绕“生活垃圾分类的法治保障”举办法学沙龙。

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姜双林作“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归责机制重构”主旨发言，全面阐释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归责机制重构的背景和意涵、归责机制的立法实践及其挑战、归责机制的域（境）外实践考察和归责机制的重构路径选择。他认为，我国较早建立了垃圾收费制度，按户计征、费用固定，不论具体垃圾排放量，扔多扔少都一样，这种收费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。国务院下发的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提出，到2020年底，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。但从目前立法情况看，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归责主体和归责范围有待进一步完善。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德国、美国、日本等国经验，强化必要的惩戒措施，提高惩戒标准，完善收费机制。

浙江省司法厅政府法制监督处处长钟瑞友认为，将垃圾分类的责任落实到居民不可行，容易激化矛盾、引发公共问题，应寄希望于政府管理方式创新，而非将处罚作为唯一手段。浙江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调研员鲍国平提出，垃圾分类未落实根本原因在政府而非居民，比如，政府缺乏相应的治理手段、制定的垃圾分类标准多且混乱、对混装混运责任未落实到位等。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法规处副处长陈云娟认为，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其中，解决末端垃圾的出路问题是关键，应改变治理思路，从强制、处罚转向激励、引导。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城管科干部吴凯昕提出，目前基层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主要还是依靠宣传，但居民对垃圾混装混运的质疑影响了垃圾分类处置的效果。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贾爱玲教授认为，应当统一垃圾分类的标准，由相关单位定时定点回收，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。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陈真亮副教授认为，可以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便利性、分类处置能力等方面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置机制。

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茅铭晨教授指出，围绕垃圾分类问题，有必要从法理上理清四个关系，即自由与约束、权利与义务、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、道德与法律，立法应采取“促进”与“管制”并重的思路。